对40岁以上的人而言，“工人诗人”、“工人作家”并不是个陌生的称谓，这些光荣的歌者对新中国的吟诵，在新中国文学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工业化及其城市化的进程中，企业依旧是文学重要的发生地，不同的是，因所有制的不同及身份归属上的差异，倔强而顽强的打工文学成了繁复多姿的职工文学创作中特立独行的一支。

　　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广东的打工文学如今有了赫然的成就。小说家王十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有论者称“打工文学”闯进主流视野。其实早在2008年，在由中国作协创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国内顶尖的文学评论家雷达、何西来、李敬泽等就专门研讨过“打工文学现象”。在“全国职工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中，诸多读者已领略过“打工文学”的锋芒。只不过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多少人曾向往的“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难再产生广泛的轰动效应。

　　如果说今天的打工文学作者和以往的“工人作家”有什么不同的话，前者更多地来自于农村，奔波劳作于民营、私企。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自发地真实书写和记录生活的疼痛和颤栗，发出自己的呼吸与呼喊。如果写诗，他们会像诗人郑小琼那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无法像那些学识渊博者能看到更深的哲理，或者做更多的预言，我只是这个时代平面的一个亲历者，一个在场者，我有责任将我的亲历与见到的东西记下来。它们是什么题材，有什么技巧，构不构成艺术上的诗歌，小说，散文，或者是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我的生活与见到的真实。”如果写小说，他们会像小说家王十月那般——“我希望，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到我的作品，会感到亲切，觉得我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能让他们看清一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而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也希望没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了我的作品，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敬意。”

　　相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工人作家，打工诗人的工作生活境遇也许要艰难许多，但不曾遭受文学工具论概念的羁绊，浸润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打工文学作者有了更大的自由抒写的心灵空间，尤其在文化构成上有着让人刮目之处。

　　遥想当年，1950年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艺术家老舍亲自主持工人文学讲习班，邀请茅盾、赵树理、曹禺等大家为那些从工厂、矿山选拔出来的业余写作骨干讲解文学、辅导创作。据知情人说，当时常常是一边教其读书识字学文化，一边教其写作技巧。时光流转，1996年10月，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联共同发起主办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为北京市职工文学活动掀开新的一页。从“讲习”到“研修”，两个不同的用词喻示着不同时代职工知识构成上的落差。即便是活跃于南方城市的打工诗人，其中不少人都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其文化水准知识构成已超乎了许多人的想象。

　　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跌宕起伏，打工文学积淀下自己的故事和精粹。打工文学博物馆成立伊始，曾有朋友让我为之写点什么。当时有许多话要说，却一时无从说起。在这里，我仍愿意重复打工文学作者李明亮说过的一句话：“其实，打工文学中的很多作品，质地及文学水准已非常成熟，其源自生活底层最真切、最朴素的经历和思想所放射出来的光芒，让人敬畏和景仰。”

　　是的，对这样的打工文学，我们心存敬畏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