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中国人多么理性和自谦,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弱国,而是看作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国。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和心理上崛起,才能算真正的崛起。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步入21世纪后的中国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迅速崛起。迄今为止,中国不仅成为外汇储备世界最多、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而且拥有最广阔的消费市场,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问题也许仍然是“世界第一”,地缘环境最紧张,人口规模最庞大,社会矛盾最复杂,社会制度最特殊。面对相反相成的怪诞现状,中国正呈现出无所适从的心理焦虑症。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一言一行都受到高度关注。不管中国人多么理性和自谦,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弱国,而是看作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国。作为既有霸权国家的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战略棋手,频频在国内问题、双边问题、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对中国的可能战略意图进行试探。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贵,中国正在步入饱受各方面压力中寻求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偏见和疑虑。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之间意志不足,骑虎难下。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能够通过发展得到解决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以往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在面对新挑战时渐显不足,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诸如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房价频频升高、通胀危险加剧、教育机会不公平、医疗保障不足、环境污染压力加大等,通过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中国究竟是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以成全社会改革,还是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加剧道德成本,在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调整中,中国改革者承受的压力、决策意志和风险评估都达到了极限,国内舆论也在掀起一波波的激烈论争。

　　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面临心理焦虑症。当年美国在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时候也是如此,主要表现为在对外事务上,面对英国希望美国履行世界领导责任的要求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态度,在对外行为上明哲保身,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在对内事务上,利益集团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陷入了精神错乱,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群体都在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特殊诉求。显然,在经济高度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够像物质转型那样轻易得到解决,急剧的心理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将整个社会拉入一种无所适从的集体焦虑状态。

　　针对社会心理世界看不见的焦虑症,惟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制度调整和生活方式上,进行价值重建。而一个国家进行集体心理调试最根本的是取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的理念,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对社会关系的挑战。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核心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在全面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情况下,中国要确立一项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发起一场社会运动,在中华文化上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要明确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认同。特别是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一味地认为西方价值是普世的价值；还要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西方人所容易接受的方式和话语讲中国的故事,不断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令世界尊重的文明国家。总之,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和心理上崛起,才能算真正的崛起。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